西班牙帝国(横跨欧、美、亚、非四大洲的殖民帝国)

来源：互联网

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语：Imperio Español，英文名：Spanish Empire，别名：西班牙殖民帝国，1492-1898年）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和殖民帝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被认为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殖民帝国”一般指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西班牙帝国的母国是西班牙王国，本土位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帝国首都绝大部分时间在马德里，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的面积约1050万平方千米，统治人口近4700万。

1469年，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大婚。1479年，两国变成一个共主邦联。1491年开始，两位天主教君主决定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1492年，西班牙帝国驱逐格拉纳达最后一位摩尔人国王。同年，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美洲。1493年，教皇发布诏书确立西班牙对美洲土地的主权宣称。1497年，卡斯蒂利亚占领梅利利亚开启非洲殖民。1513年，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横越巴拿马地峡并宣称大西洋及毗连土地归西班牙帝国所有。16世纪中期，西班牙帝国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波托西等。16世纪腓力二世时期，西班牙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从三面包围法国，以伊比利亚半岛为基地，向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延伸。在大西洋彼岸，西班牙帝国统治着除巴西之外的中美洲；在太平洋上，则统治着菲律宾群岛。其领土面积超过古罗马帝国的两倍，是近代西方国家建立的首个大规模殖民帝国。1588年，西班牙帝国无敌舰队被英军击败。1643年，罗克鲁瓦战役中，西班牙的佛兰德军被波旁的军队击败，西班牙帝国开始走向衰落。1648年，西班牙帝国承认荷兰独立。1668年，西班牙帝国承认葡萄牙独立。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使西班牙帝国割让多项欧洲领地。1803年，西班牙帝国将路易斯安那州领地卖给美国。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入侵西班牙帝国，切断其与殖民地联系，1810-1825年，拉丁美洲多国独立，西班牙帝国仅剩古巴、波多黎各等殖民地。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帝国割让波多黎各、关岛等，出售菲律宾，至此，西班牙帝国不复存在。20世纪中后期，西班牙逐步放弃非洲殖民地，仅保留部分主权地。

西班牙帝国的崛起，主要凭借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海外殖民管理体系，还广泛推行宗教传播与语言文化渗透。

历史沿革

帝国的建立

在收复失地运动末期期间，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收取其附庸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Taifa）进贡之黄金（Parias），并容许其存在，因此让黄金能从非洲尼日尔运送到欧洲。卡斯蒂利亚也开始向北非扩张，与葡萄牙帝国争雄。140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在1402年派遣诺曼底登陆探险家让·德贝当古，开始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殖民地。

1469年，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大婚。1479年，两国变成一个共主邦联，仍有其独立管理，却由同一个君主政体统治。根据亨利・卡门，西班牙由帝国缔造，而非西班牙缔造帝国。1481年，罗马教廷颁布教皇诏书Aeteri regis，同意葡萄牙可得到加那利群岛以南所有土地。1491年开始，两位天主教君主决定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在意大利战争对抗法兰西王国的查理八世。身为阿拉贡国王的斐迪南与法国和威尼斯竞争，以争夺意大利，使这些冲突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这些战役，西班牙步兵压倒法兰西骑兵。1492年，西班牙驱逐格拉纳达最后一位摩尔人国王。

西班牙取胜后，其君主与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商讨，希望能向西方航行到Cipangu（日本）。当哥伦布向伊莎贝拉一世提出其大胆的航行计划，卡斯蒂利亚在与葡萄牙展开探险竞赛，以最先到达远东。哥伦布不经意地“发现”了美洲，让西班牙开始开拓美洲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群岛则预留给卡斯蒂利亚。这无疑给予西班牙在美洲建立广大殖民地的权利。自此，西班牙便开始把目光投向新大陆的发展。1493年，教皇发布诏书Inter caetera确立了西班牙对这些土地的宣称。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将全球西葡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这使西班牙获得独有权利，能在整个新世界建立殖民地，从阿拉斯卡到合恩角（巴西除外），以至西亚。

1497年，卡斯蒂利亚占领梅利利亚，开启了在非洲的殖民扩张；伊莎贝拉女王死后，其夫斐迪南二世独掌政权，并推动比以前更积极的对外政策，扩大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并对抗法国。在康布雷联盟战争，他首次派出西班牙军队，与威尼斯共和国战斗。1500年代初，海地岛殖民地成功建立。之后，殖民者开始到处找寻新殖民地。一些人来自不太繁荣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渴望在新殖民地取得新成就。其中胡安·庞塞·德莱昂征服波多黎各，而迭戈·贝拉斯克斯则夺得古巴。1502年，西班牙建立锡兹内罗斯城（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达赫拉）。1505年，西班牙占据Mazalquivir。1508年，西班牙占据戈梅拉岛。

1509年，卡斯蒂利亚再度拿下奥兰，持续在新大陆、菲律宾及非洲拓展殖民地版图，逐步缔造起属于自己的帝国。同年，法军的阿尼亚代洛战役取得胜利，与西班牙军队同样享有盛名。仅一年之后，斐迪南为了夺得其王朝宣称拥有的米兰和纳瓦拉王国，而加入意大利天主教联盟抵抗法国。不过，结果并不比对威尼斯共和国一役好。1510至1529年，西班牙占据阿尔及尔省。1510至1554年，西班牙占据贝贾亚。1511至1551年，西班牙占据的黎波里。1512年，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在巴拿马共和国达连建立首个美洲大陆殖民地。1513年，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横越巴拿马地峡，展开欧洲首次从新大陆航行到太平洋的探险行动。他宣称大西洋和所有毗连的土地为西班牙王室所有，甚具历史意义。1516年，法国签署停战协定，继续控制着米兰，并确认西班牙控制上纳瓦拉。

西班牙帝国于1509至1590年在非洲占据奥兰，1510至1529年占据阿尔及尔，1510至1554年占据贝贾亚，1511至1551年占据的黎波里。西班牙殖民者领袖埃尔南·科尔特斯带领一支小军队，并同时有大约二十万名美洲原住民的支持，于1519至1521年间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将墨西哥纳入西班牙帝国版图，作为建立新西班牙的基础。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后来更成为秘鲁总督。征服墨西哥后，黄金城市的传言（北美洲的基维拉和西沃拉Quivira、Cibola；南美洲的黄金国El Dorado）引起更多远征活动，不过很多都空手而回；即使找到城市的人，都发觉所得的比预期少得多。

帝国与卡斯蒂利亚人民的矛盾，终于引发1520至1522年的卡斯蒂利亚社区起义。查理平定了卡斯蒂利亚社区起义后，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其欧洲帝国无可匹敌，直到拿破仑·波拿巴年代为止。此外，他又尝试在沃木斯议会遏止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金拒绝公开放弃其“异端邪说”。而且，他对宗教的虔诚，并未能阻止其哗变的部队劫掠罗马教廷。

富人喜欢将其财富用来买公债（juros）。公债由这些进口白银支持，而非制造业的生产和农业之改进。公债使西班牙贵族阶级一直认为劳动工作是可耻的，而这时其他西欧国家正逐渐摒弃这种偏见。在低地国家、法国、英格兰及其他欧洲地区，金银之流通促成经济及社会变革，在西班牙却不然。萨拉曼卡学派和规划者（Arbitrista）对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建议，但他们未能左右哈布斯堡政府的政策。

黄金年代

日不落帝国

两位天主教君主（Reyes Católicos）的政治婚姻，使其外孙查理继承了卡斯蒂利亚在美洲的帝国、地中海的阿拉贡王国帝国（包括今意大利大部份地区）、神圣罗马、低地国家及弗朗什孔泰的王位。故此，此帝国是以领土传承而建立，而非征战。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后，一群称为西班牙征服者的探险战士继续在新大陆开拓殖民地。这些军队利用当地族群和国家的争端以获益。当地一些势力为了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而过于渴求与西班牙人结盟，例如印加人及阿兹特克人。后来，其他欧洲殖民势力都经常利用同样的战术。而且，疫病的传播也使西班牙人更轻易征服美洲大陆。疫病（例如天花）在欧洲常见，在新大陆却从未出现，使得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亡。这造成劳工短缺，因此殖民者最初非正式地渐渐开始大西洋奴隶贸易。

16及17世纪有时被称为西班牙的黄金年代（Siglo de Oro）。在16世纪，西班牙就从新西班牙得到了相等于1万5千亿美元（1990年的物价）的黄金及白银。其版图之广，使之经常被誉为“大英帝国”。这个黄金时代中运转不灵的帝国，其权力重心并非远在内陆的马德里，而是塞维利亚。哈布斯堡王朝挥霍从卡斯蒂利亚和美洲殖民地得来的财富，为其利益而在欧洲屡开战端，数次拖欠借款，使西班牙破产。

会战和约

1521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发觉其国被哈布斯堡领土包围，于是攻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再次引起两国的冲突。1522年，法国在比克卡会战中受挫，遭遇败绩。同年，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主导一支西班牙船队进行环球航行，途中在菲律宾去世。胡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将会承继领导工作，使航行成功。1525年，法国在帕维亚会战中惨败，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被俘。

1525年，查理五世在帕维亚会战中击败法国，使很多意大利及德意志人感到意外，令人担心他将会继续扩张势力。教皇克莱孟七世倒戈支持法国及意大利一些重要城邦，参与针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科尼亚克同盟战争，但是失败。后来在1527年，查理渐渐厌倦教皇干预他认为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务，并攻陷罗马，使教皇蒙羞。结果，克雷芒七世与继任的教皇与世俗势力交往时，都显得加倍谨慎。1528年，著名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与查理五世结盟，打败法军，使热那亚共和国重新独立，也让查理有改善财政的机会。同年，热那亚的银行首次借贷给查理。

1529年，法国在兰德里亚诺战役中再次受挫；最终，弗朗索瓦一世退出战争，再次将米兰割让给西班牙。同年，教皇与查理签署巴塞罗那和约，建立更和谐关系。西班牙正式成为天主教的保护者，而查理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伦巴第大区）。而且，西班牙需要出兵，以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1533年，克雷芒七世拒绝让亨利八世离婚，主要原因是他不希望触怒查理五世，令罗马再度被洗劫。

1535至1569年，西班牙帝国占据突尼斯；此外，非洲沿海群岛、西迪伊夫尼（称为Santa Cruz de Mar Pequeña）、梅利利亚、锡兹内罗斯城（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达赫拉）、Mazalquivir、戈梅拉岛和休达均为西班牙帝国领地。在商业方面，卡斯蒂利亚帝国的早期表现不好。其殖民扩张，的确刺激西班牙的贸易和工业，并且让一些大城市发展，但直到1546年，当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和上秘鲁（今玻利维亚）波托西的大银矿开业，拉蒙·卡斯蒂利亚及其王室才能从航运得到大量白银，以之为会增加的主要收入。但最终，这些进口使其他工业的投资萎缩，令西班牙在16世纪后期经历通货膨胀。而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Morisco）被驱逐，更令商业和手艺行业流失人才，使情况更坏。大量白银流入，使西班牙过度依赖外来的原料和制成品。

西班牙更积极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于1536年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1530年代建立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西班牙曾订立法例，保护其美洲殖民地的原住民，首条法例在1542年建立。法例的法律意义，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础。欧洲殖民者藉着殖民地的遥远，感到权力受制时，便发动叛乱，使部分新法律（Leyes Nuevas）被废除。后来，约束力较弱的法律订立，用以保护原住民，但纪录显示这些法律效力不足。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重新建立，美洲原住民不受保护，反而受到剥削。

1543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宣布首次与奥斯曼帝国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结盟，并与奥斯曼军队占领西班牙控制的城市尼斯。亨利八世虽然不满查理五世阻止他离婚，但更不满法国，所以跟查理五世一起侵略法国。虽然西班牙在萨伏伊的切雷索莱战役遭受重大挫败，但法国仍然难以威胁西班牙控制的米兰，又在北方败于亨利八世，故此被迫接受不利的条件。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领导奥地利军队，继续在东方与奥斯曼军队交战。查理则处理早前未解决的国内问题，由马丁·路德派德意志诸侯及其他新教邦国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这个同盟已经跟法国结盟，并阻止一些德意志人企图破坏它的行动。可是，法王弗朗索瓦在1544年战败，使其与新教徒的同盟瓦解，令查理有可乘之机。首先，在1545年，特伦托大公会议举行，查理尝试进行和谈。然而，新教领导层在会上感到被天主教徒出卖，于是参与由萨克森公国选帝侯莫里茨发动的战争。于是，查理带领来自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入侵德意志，希望能恢复帝国统治。1547年，查理的军队在重要的米尔贝格战役击败新教徒，令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崩溃。1555年，查理与新教邦国签署奥格斯堡和约，并根据他的“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拉丁语：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重建德意志地区之稳定，但并不受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人士的欢迎。查理对德意志的政策，令西班牙成为神圣罗马内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者。这样的先例，在七十年后令西班牙参与战争，并结束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查理决定多在海岸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结果牵制了奥斯曼军队企图在地中海东部进侵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之攻势。当奥斯曼军队进犯西班牙东岸，查理才亲自率兵进攻非洲大陆（1545年）。

圣康坦到勒班陀战役

查理五世唯一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至1598年在位）与叔父斐迪南一世瓜分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腓力视西班牙为他帝国的基础，但西班牙人口仅有法国的三分之一，难以为帝国提供足够的兵力。后来，腓力与玛丽·都铎联姻，使西班牙与英格兰结盟。

但是，西班牙仍然未得和平。1547年，深具野心的法王亨利二世登位，不久就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继位后，继续进行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先后在皮卡第的圣康坦战役和格拉沃利讷战役击败法军。1557年，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面临破产，于是给热那亚银行财团发展的机会。它们使德意志银行集团陷入混乱，并取代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s）成为西班牙的金融巨头。哈布斯堡王朝制度累赘，热那亚银行为之提供流动借款和可靠的稳定收入。王朝则协助银行，将塞维利亚不太可靠、来自美洲的白银迅速运到热那亚共和国，以提供更多资本。

1559年，两国签署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永久确认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主权。和约签署后庆祝典礼举行，亨利参加马上枪术比赛时被断矛插中，数天后去世。在往后的三十年，法国陷入长期内战与动荡，故此不能在欧洲强国竞赛中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竞争。于是，由1559至1643年，没有法国威胁的西班牙国力达到巅峰，版图扩张至最大。

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endez de Aviles）创立圣奥古斯丁，并建立殖民地佛罗里达。后来，法国海军军官让·里博（Jean Ribault）与150名同胞企图在西班牙佛罗里达建立非法殖民地，不久后被德阿维莱斯击败。圣奥古斯丁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战略地点，让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只从新大陆的殖民地航行到西班牙。同年的4月27日，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opez de Legaspi）在菲律宾创立首个永久的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大帆船正式开始服务。这些大帆船把货物经太平洋从亚洲运载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然后，货物又在墨西哥运上西班牙珍宝船队，最后运返西班牙。1572年，西班牙为了促进此贸易活动，建立了马尼拉。

西班牙需要军队负责占领葡萄牙，以稳定对其之统治。而在1576年破产的西班牙，就仍然在恢复元气。1584年，威廉三世被一名神智不清的天主教徒刺杀。这位受尼德·兰人欢迎的抗争领导人之死，似乎能令战争结束，但事实恰恰相反。1586年，伊丽莎白一世出兵支持荷兰和法国的新教徒，其部下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攻击西班牙商船，并特地主动进攻港口加的斯。英西战争期间（1585至1604年），1588年，为停止伊丽莎白一世的干预，腓力派遣西班牙无敌舰队攻击英军；时值天气良好，英格兰派出较小型和敏捷的战舰，且得到在尼德兰的间谍帮助，做好了作战准备，最终击败了为数更多、防备更佳的西班牙战舰。1589年，德雷克-诺里斯远征成为英西战争的转换点，使西班牙占上风，此时几乎人人都肯定西班牙的舰队是欧洲最强。

法王亨利二世去世后，西班牙参与法国的宗教战争。1589年，瓦卢瓦王朝最后的国王亨利三世在巴黎城外去世。其继位者、首位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纳瓦拉王国的亨利四世能力出众。他在阿尔克战役（1589年）和伊夫里战役（1590年）击败法国天主教联盟，取得重要胜利。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坚决要阻止亨利成为法国国王，于是分派军队到荷兰，并在1590年入侵法国。

神眷顾西班牙

面对著与英、法、荷的战争，而对方都有卓越将领，处于破产的西班牙发现自身实力不及三者。西班牙为了脱离连串冲突的困局，在1598年与法国签订韦尔万条约，承认亨利四世（1593年开始成为天主教徒）为法国国王，并恢复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中很多条款。英国在海上多次战败，而西班牙又支持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不断进行游击战，遂于1604年签订伦敦条约，英国君主是较易相处的新君，斯图亚特王室的詹姆士一世。

西班牙与英法修好，使西班牙可以集中精力，巩固其荷兰行省的统治。荷兰领袖奥兰耶的威廉之子、拿骚的莫里斯。他也许是当代最有才略的军事家，在1590年以后夺取数个边境城市，包括布雷达要塞。西班牙与英国缔结和约后，其新任将领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能力可与毛里茨相比，加紧进攻荷兰，却因为西班牙在1607年发生最后一次破产而未能成功。西班牙和联合省在1609年签署十二年停战协定，西班牙终于再次回到和平，史称西班牙和平（拉丁语：Pax Hispanica）。

停战期间，西班牙国力恢复良好，并稳定其财政。她成为下一场大型战争的主要角色前，积极恢复其威信。腓力二世的继承人腓力三世能力平庸，无心理政，选择由下属管理他的政务细节。其首相是有才干的莱尔马公爵。

莱尔马公爵（以至腓力三世）都对其盟国奥地利之事务不感兴趣。1618年，腓力撤换了首相，换来了饶有经验的驻维也纳使节（唐）巴尔塔萨・德苏尼加为首相。唐巴尔塔萨认为，只要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紧密合作，就能制约复苏中的法国及消灭荷兰境内的反对势力。16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两度发生后，奥地利及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便开始著手对付新教联盟及波希米亚。唐巴尔塔萨鼓励腓力联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入战团。而在西班牙驻尼德兰军队冒起的新星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统领佛兰德军参战。西班牙加入三十年战争。

1621年，腓力三世去世，比他更虔诚的儿子腓力四世继位。次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接替其舅父唐巴尔塔萨为首相。奥利瓦雷斯是合理地正直而有能的人，相信西班牙一切的困扰都来自尼德兰。波希米亚人在初期受挫，先后在1621和23年于白山和施塔特洛恩被击败。与荷兰的战斗在1621年继续。1625年，斯皮诺拉攻下布雷达要塞。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干预使一些人担心（他是少数没有财政问题的欧洲君主）。不过在1626年，神圣罗马将领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先后在德绍河和巴伦山麓卢特成功击退丹麦，解决其患。

丹麦被击退后，德意志境内的新教徒似乎被肃清。西班牙于是期望将尼德兰重新纳入版图。法国局势再度不稳（拉罗谢尔围城在1627年开始），西班牙帝国之显赫呼之欲出。

中衰之路

奥利瓦雷斯的时间并不够用。他理解到西班牙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和平。然而，他仍然把“摧毁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列为首要之事，他认为荷兰的财富就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根源：荷兰银行家资助塞维利亚的东印度群岛商人，世界上荷兰的企业家和殖民地开拓者都在侵蚀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霸权的基础。

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和西班牙军集中进攻尼德兰，战争似乎对西班牙有利。可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经济却在1627年崩溃。西班牙人一直在把其货币贬值，以至物价飞涨，正如数年前在奥地利一样。直到1631年，卡斯蒂利亚部分地区通过实物交易来解决货币危机。这时，政府无法从农民阶层抽取任何有意义的税金，只好依赖从殖民地所得的收入。在德意志的西班牙军队更在该地“自负盈亏”。

奥利瓦雷斯曾经支持某些税制改革在战后实行，但是因另一场令西班牙尴尬、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争而被谴责。在二十年的停战期间，荷兰人重视发展其愈来愈强大的海军，成功破坏西班牙的海上贸易，那西班牙在经济崩溃后所全盘依赖的事业。西班牙与尼德兰在许多地方展开竞争，例如1629年，西班牙在尼德兰占领台湾南部之后不久也占领台湾北部，不过16年后在尼德兰的攻击下撤出。西班牙的军事资源完全投放在欧洲各处以至海上，用来保护海上贸易和防范荷兰人的战舰。帝国中葡萄牙帝国的部分，其航运被袭击，其贸易站和领土被攻击，受害尤甚。

1628年，尼德兰船长皮特・彼得松・海因（Piet Pieterszoon Hein）捕获西班牙宝藏船。西班牙经济严重衰退，荷兰的却蒸蒸日上。西班牙发现她不能应付日益增长的海军之威胁，不单是尼德兰，还有法国和英格兰。但这时候，他们在地中海仍然有强大的海军实力，抵抗奥斯曼帝国海军和穆斯林海盗。

1630年，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登陆并攻取德意志的最强欧洲大陆要塞、对抗他的施特拉尔松德港。古斯塔夫其后挥军南下，并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役及吕岑战役取得显著的胜利，愈加吸引新教徒的支持。但后来，他在1632年于吕岑去世，天主教帝国在讷德林根战役中大败瑞典军。1635年，神圣罗马皇帝跟因战乱而疲乏的德意志邦国议和。很多邦国都同意，包括最强大的勃兰登堡侯爵和萨克森公国。法国却在此时介入事件，使外交情势不明朗。

在战争初期，法国首相黎塞留曾经大力支持荷兰及清教徒反对西班牙及神圣罗马，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及装备，企图遏止哈布斯堡在欧洲的扩张。然而，黎塞留认为布拉格和约的签署会对法国的计划有所不利，于是法国在条约签署几个月内向神圣罗马帝国及西班牙宣战。西法两国交战初期，较有经验的西班牙军曾取得成功：奥利瓦雷斯命令军队从尼德兰突击法国北部，希望藉此粉碎路易十三下属的信心，并促使黎塞留下台。在1636年的année de Corbie，西班牙军推进至法国科尔比（Corbie）的南部，并威胁首都巴黎的安全。对西班牙而言，战争即将结束。

但1636年以后，奥利瓦雷斯停止向前推进，恐怕令王室再次破产。他举棋不定，并未借势进攻，引起重大影响。西班牙军队以后都没有如此深入敌阵。1639年，西班牙舰队在唐斯战役中被荷兰海军击败。西班牙人方才发现他们在尼德兰未能补给，亦没有足够的增援。1643年，在尼德兰境内的罗克鲁瓦战役中，代表西班牙最强军力和领导力的佛兰德军被波旁的路易二世的军队所突击。这支由弗朗西斯科・德梅洛（Francisco de Melo）率领的军队遭遇溃败，大部分士兵被法国骑兵或杀或擒。佛兰德军名誉毁于罗克鲁瓦，而西班牙从此开始走向中衰。

哈布斯堡王室下的帝国

传统上，历史学家认为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标志著西班牙在欧洲之霸权结束。可是，这场战争其实还没完结。17世纪40年代，法国鼓动加泰罗尼亚人、那不勒斯人和葡萄牙人蜂起，反抗西班牙统治。而西班牙于1648年失去对荷兰的统治权后，便与荷兰人议和，签署威斯特法伦和约，承认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自此，西班牙与尼德兰的荷兰独立战争，及与欧洲各国进行的三十年战争正式告终。

可是，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仍持续了十一年。虽然法国于1648至1652年爆发了内战，但西班牙的经济情况已经困乏不堪，无法同时处理几场战争。然而，在这时代间，西班牙之衰落常常被夸大。西班牙分别于1648年和1652年收服那不勒斯和加泰罗尼亚。但是，杜伦尼带领法军在沙丘战役击败了西班牙在荷兰的残兵，结束这场战争。西班牙在1659年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割让出鲁西永（Roussillon）、富瓦（Foix）、阿图瓦（Artois）和大部份洛林公国（Lorraine）给法国。

1640年，布拉甘萨的若昂宣称拥有葡萄牙王位继承权，主导叛乱，得到葡萄牙人广泛支持。西班牙既要平息其他叛乱，又与法国战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若昂登基为布拉甘萨王朝第一任君主，称为若昂四世。从1644到57年，西葡两个国家实际上和平共存。1657年，若昂逝世，西班牙企图从葡萄牙新君阿方索六世手中夺回葡萄牙。可是，西班牙在1663年的阿梅希亚尔战役和1665年的蒙蒂斯克拉鲁斯战役中连番被葡军击败。最后，西班牙在1668年承认葡萄牙帝国的独立。

西班牙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但面对著欧洲霸主法国和大西洋的荷兰。

路易十四引起了权力转移战争（1667至1668年），希望夺得西属尼德兰。卡洛斯二世和他的摄政团对此无能为力，不但使西班牙声望大跌，更失去了里尔和沙勒罗瓦城市等领地。在大同盟战争，路易十四再次进犯西属尼德兰。卢森堡公爵率领法军，在弗勒吕斯（1690年）大败西班牙军，随后更击破与西班牙同一阵线，由奥兰耶的威廉三世所率领的尼德兰军。最后，战事结束，法国占领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的领土，包括重要城市根特和卢森堡。此役向欧洲人揭示，西班牙的军队和官僚脆弱而落后，而其哈布斯堡政府却置之不理。

17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已经全然衰败。西欧其他地方的政府与社会正经历急速转变，例如英格兰有光荣革命和法国有太阳王之治世。西班牙却命运茫然。有号召力、勤奋和聪明的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所建立的官僚制度，需要强势、勤劳的君主。但后继的腓力三世及腓力四世软弱和无心理政，令国家开始衰退。卡洛斯二世是一个有智力障碍及阳痿的君主，令哈布斯堡家族后继无人，结果王位由波旁家族王子安茹的腓力继承。这后来引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波旁王室下的帝国

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4月11日签署），欧洲列强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以保持欧洲实力均衡。西班牙新君腓力五世继续保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帝国，但割让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米兰及萨丁岛给奥地利；西西里岛及部分米兰让予萨伏依；梅诺卡岛及直布罗陀海峡则交予英国。1714年，腓力的政府成立海军及印度群岛部，同时创立首间洪都拉斯公司；1717至1718年，负责管理印度群岛的印度群岛议会（Consejo de Indias）和印度群岛贸易馆（Casa de Contratación），将原本由其管理的笨重宝藏船从塞维利亚迁移到加的斯，让加的斯处理所有印度群岛的贸易。

1718至1720年的四国同盟战争，更暴露西班牙弱点，西班牙开始减少干预欧洲领土。此外，西班牙更把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专利权让予英国三十年（所谓Asiento，意译为协定），又让其注册船只航行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这为合法运输和走私打开大门。波旁王朝统治之开始，让它以中央集权为基础，实行一切重商主义思想，在美洲缓慢实行，但在这世纪期间愈加快速。波旁王朝主要是希望破坏根深蒂固的美洲贵族阶层社会“克里奥略”（Criollo；本土出生的欧洲裔殖民），并最终削弱耶稣会对领土的控制，也就是实际上独立的神权瓜拉尼人的米西奥内斯。

1728年，腓力的政府创立加拉加斯公司。1734年，西班牙军队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从奥地利轻易夺得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岛。1735年航运注册处成立。1739-42年詹金斯之耳战争，西班牙阻止英国夺取战略城市卡塔赫纳和古巴。1740年，腓力的政府创立唯一注定兴盛的哈瓦那公司；在此过程中，私人的定期出航缓慢取代旧有的武装护航船。1756-63年七年战争，英国皇家海军取得重大胜利，使1740年代以来航运的快速增长受阻。战争末期，西班牙败于英国大幅改良和强大的海军部队并失去一些领土。

1760年代，已经有邮船定时来回加的斯省、哈瓦那和波多黎各，也有较疏落的航班前往普拉塔河。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出西属美洲。一些商人协会（Consulado）早已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确立，并由本土地主牢固控制。另一与之竞争的工会在韦拉克鲁斯成立。1769年，到加利福尼亚州传教的计划开始。1776年，拉普拉塔河地区新增一个总督。1778年，葡萄牙为了获得南美洲一些领地，签署埃尔帕多条约，割让费尔南多波岛（今比奥科岛）及毗连的小岛予西班牙，又将尼日尔河和奥果韦河之间大陆的商业权利转让给对方。

1779-83年美国独立战争，西班牙收复失地，并夺得英国的军港巴哈马。战争期间英国的攻势再度阻碍贸易，之后贸易再度复苏，不过由于商船制度以外的贸易得到准许，故此帝国的船运贸易在1780年代再次增长，而且发展速度特别快。1780年，何塞·孔多尔坎基在秘鲁发动起义。委内瑞拉的Comunidades发动叛乱。两次事件同样都是对于更严密、有效统治的反应，表现出西属美洲局势之不安，并显示制度改革再度引起抵抗。

1780年代中，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已经显示出工业化的最初现象。一小群活跃于政治的商家阶级在巴塞罗那出现。加的斯对美洲的贸易垄断结束，使西班牙制造业复苏。其中最显著的是，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在1780年代中时，已经显示出工业化的最初现象。一小群活跃于政治的商家阶级在巴塞罗那出现。这些工业的规模与兰开夏郡的庞大工业比较，确实很细小，但它们快速发展，并将会在19世纪成为该行业在地中海的中心。这些细小、零散的地方现代工业的发展固然不能夸大，尤其考虑到位于北方的工业规模如此庞大，当中以英国为甚。

但是，这些发展的确反证西班牙的经济停滞。大部分经济增长在沿海主要城市和大型岛屿发生，例如古巴的种植业发展，以至美洲贵金属采矿业再度增长。在另一边厢，西班牙郊区及其帝国大部分地区，有大量居民生活。很多人居住在偏远社区，道路不济，环境落后，更有人不愿妥协陈旧风俗。虽然新的农业技术推出，但被剥削的农民不感兴趣，工人阶级又没有农地，故此生产量持续低下。政府推行的政策并不一致。纵使西班牙经济在18世纪有改善，可是仍然落后。其重商主义的贸易安排，使其不能为其帝国提供足够货品和市场。

波旁王朝的制度改革在军事方面取得成就。1791年，西班牙与英国签署努特卡协议（1791年），将英国在俄勒冈地区划归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791年，西班牙国王下令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寻找西北水道。结果，西班牙在18世纪实际只是法国的附庸国，不能称为超级强国。西班牙在美洲的庞大帝国与大国地位有相关。然而，即使考虑到弗洛里达布兰卡伯爵的改革，都难以说她与奥地利和俄罗斯并列，更遑论法国或英国。西班牙未能夺回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在18世纪其海外帝国趋向繁荣，贸易在其改革下稳步增长，尤其在后半世纪。

西班牙帝国仍未恢复其一等强国的地位，不过相对于18世纪初，命运完全被其他强国的政治交易控制时，国力已经大幅提升。新君统治之下，西班牙能够重建并开始为其制度和经济展开长期的现代化道路。17世纪时的人口倒退业已扭转。西班牙居于列强的中游，其强国地位的声称不容忽视。可是，时移势易，殖民地的贸易与财富增长，与西班牙本土的贸易也见改善，却仍受限制，引起不满，使政治更紧张。马拉斯皮纳提议西班牙帝国改为实行联邦制，以改善统治和贸易，并解决帝国边缘的精英与中央之间在政治的紧张局势。然而，王朝害怕权力旁落，拒绝改革。在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战乱降临欧洲，扫除一切。

帝国暮年

西班牙本应能够恢复其帝国的余晖，但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崛起却令它的愿望落空。西班牙在19世纪第一次失去的主要海外领地，就是辽阔的路易斯安那州领地。它一直向北方延伸至加拿大，是在1763年由法国割让而得来的。180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按照秘密签订的圣伊尔德丰索第三条约夺回其统治权，并把它卖给美国（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

而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西班牙主力舰队被法军下令击毁，降低西班牙防御和维护其帝国的能力。另外，拿破仑大军在1808年入侵西班牙，有效切断西班牙与其帝国之连系。但其实，结束其美洲的是内部纷争。拿破仑·波拿巴于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州领地卖给美国，引起美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之争。

美国政府认为西班牙的西佛罗里达也在购地范围内，并要求西班牙交还土地。西班牙为此表示抗议，认为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范围只涉及新奥尔良一带，反对美国的要求。1810年，西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河口的路易斯安那剩余土地发生叛乱，美国趁机向东扩张领土，逼使西班牙就范。最后，两国在1819年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西班牙将两地割让予美国，并卖佛罗里达全境给对方。

1808年，西班牙国王被骗，让其国家不放一枪而被拿破仑·波拿巴吞并。但残暴的法军激起西班牙人的起义，持续发起游击战（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的名著描绘了战争场面）。拿破仑把这场半岛战争戏称为他的“溃疡”。后来，西班牙出现权力真空近十年，动荡持续数十年，又因继位问题引起内战，后来共和国诞生，以至最后发展出自由民主。在首三份一的19世纪，西班牙失去很多殖民地，只剩下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偏远地区的诸如菲律宾、关岛及邻近的太平洋岛屿，还有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摩洛哥部份地区和西属几内亚。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就是英国一次入侵西班牙殖民地失败而引发的。此事发生在1806年的普拉塔河总督。该殖民地的守军被一支小型英军击败，总督仓皇撤退到山上。1807年，“克里奥略”民兵和殖民地军队彻底击退了这支增援过的英军后，他们不断想起北美洲所发生的革命，于是马上想到争取独立，并且鼓励其他美洲地区仿效。此后，拉丁美洲发生长期战争，致使巴拉圭（1811年）和乌拉圭（1815年）独立。但乌拉圭之后被巴西统治，直到1828年。

在南方，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马托拉斯参与战争，为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和秘鲁（1821年）争取自由；在北方，西蒙・玻利瓦尔和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领导军队，最终在1825年成功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包括今天的巴拿马共和国，直至1903年）、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六国取得独立。此外，相信自由思想的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在1810年掀开了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序幕，并在1821年成功。中美洲在1821年宣布独立，曾一度与墨西哥合并（1822至1823年）。圣多明各也同样在1821年宣布独立，并且开始商讨加入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但是很快被海地占据，直到1844年一场革命发生为止。自此，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只剩下古巴和波多黎各。

在19世纪，一些西班牙探险者和传教士经过此地区，包括曼努埃尔・德伊拉迭尔。1848年，西班牙军队征服查法里纳斯群岛。而西班牙国内也出现内乱。拿破仑时代结束后，受战火蹂躏的西班牙出现了权力真空，使其主权的传统共识消失，令国家政治分化，并引起改革、自由和保守三派之间的纠纷和战争。西班牙的发展在上个世纪曾一度加快，如今则因局势之不稳而受阻。1859年，西班牙与摩洛哥在得土安战斗，后者战败。双方在翌年签署丹吉尔条约，摩洛哥割让西迪伊夫尼予西班牙。在往后几十年，西班牙与法国的合作，得以在这城市的南部建立和扩张保护领地。

1868年，西班牙发生政变，女王伊莎贝尔二世被推翻，由阿玛迪奥一世继位，并实行君主立宪。后来，西班牙出现全国动乱，阿玛迪奥一世退位。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在1873年成立。后来，君主制再度确立，阿方索十二世即位。在1870年代，有才能的阿方索和谨慎的政府首长成功稳定内政和提高声望，可是阿方索之早逝使其治世结束。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西班牙之影响力得到国际承认：她得以同时管理西迪伊夫尼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两地。西班牙也宣称从博哈多尔角到努瓦迪布半岛（法语：Cap Blanc）的沿岸地区为其保护领地。

1885年，木尼河区（位于今赤道几内亚境内）成为西班牙保护国.1893年，一场短暂战争令西班牙得以扩张其在梅利利亚南部的势力。民族主义之高涨和殖民地之反殖民抗争，终于引发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战争主要因古巴而起。后来，西班牙屡遭败绩，结果签署巴黎条约，让古巴独立，把波多黎各和关岛割让给美国，并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群岛售予美国。1899年，西班牙更把其余太平洋殖民地售卖给德国，此时西班牙只剩下在非洲的殖民地。

1900年，木尼河区（位于今赤道几内亚境内）成为西班牙殖民地。1900年的巴黎条约解决了欧洲各国对几内亚大陆的争议。而1911年，摩洛哥遭到法国及西班牙的瓜分。曾为西班牙政府担任官员的阿卜杜勒・卡里姆，领导里夫的柏柏尔人作乱。在1921年的安瓦勒战役，摩洛哥的叛乱分子更令西班牙军队遭到突然、严重而几乎致命的挫败。一名西班牙主要政治人物断然宣布：“我们正处于西班牙最严重的衰败时期”。此话反映国内气氛。叛乱显示出军队严重腐败和衰弱，使西班牙政府陷于不稳，引致独裁政府成立。1925年，西班牙与法国合力镇压里夫的叛乱势力，但是两者都付出很大代价。

1923年，丹吉尔被宣布为一个由法国、英国及西班牙（后来意大利更参与其中）共同托管的国际城市。曾参与摩洛哥战役的老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1936至1939年），并成功夺权。1926至1959年，比奥科岛及木尼河区合并为西属几内亚。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从维希政权夺取丹吉尔。在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缺乏财富和兴趣来发展其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但是，西班牙采取了家长主义制度，尤其在比奥科岛。政府在该处开垦一个专门种植可可的农园，更引进尼日利亚人作为佣工。而且，西班牙更令赤道几内亚拥有全洲最高识字率，并发展良好的医疗设施网络。

1956年，法属摩洛哥独立，西班牙交出西属摩洛哥予这个新国家，但保留其在西迪伊夫尼、塔尔法亚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今西撒哈拉）的控制权。摩洛哥苏丹（后来成为国王）穆罕默德五世觊觎这些土地，便在1957年入侵西属撒哈拉（伊夫尼战争；西班牙语称为“被遗忘的战争”La Guerra Olvidada）。1957年，摩洛哥入侵西属撒哈拉（伊夫尼战争；西班牙语称为“被遗忘的战争”La Guerra Olvidada）。1958年，西班牙把塔尔法亚割予摩洛哥，更把原本独立区域萨吉亚阿姆拉（在北方）和里奥-德奥罗（在南方）合并为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1959年，西班牙在几内亚湾一带的辖区改组，使其地位类同西班牙本土的省份，并设立总督，授之以军事及政府权力。

此外，西班牙政府更在这些殖民地推行民主政治制度，如赤道几内亚第一次地方选举在1959年进行，当地代表更首次在西班牙国会中占有席位。1963年12月，根据基本法，一个联合立法制度赋予当地两个省份有限度自治权。该地名称改为赤道几内亚。1968年3月，联合国及赤道几内亚的民族主义者施加压力，使西班牙宣布让赤道几内亚独立。赤道几内亚在该年取得独立时，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1969年，西班牙再一次受到国际压力，将西迪伊夫尼交还予摩洛哥。1975年，绿色进军促使西班牙撤出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西撒哈拉的未来仍然难以预料。

加那利群岛和北非沿海的西班牙城市，被认为是西班牙以至欧盟的领土，不过税制不同，并没有增值税。可是，摩洛哥仍然宣称加那利群岛、休达、梅利利亚和其他西班牙主权地为其领土。2002年7月11日，摩洛哥的宪兵和军队占领佩雷希尔岛，最后被西班牙海军驱逐，并未造成伤亡。

境域

从领土的角度看，到了16世纪的腓力二世，西班牙帝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其领土在欧洲大陆上从三面把法国包围了起来，经伊比利亚半岛向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岛屿延伸。在大西洋的对面，统治着除巴西之外的中美洲，在太平洋上它统治着菲律宾群岛。这个殖民帝国在其全盛时期领土面积达到了1054万平方公里，超过古罗马帝国的两倍，是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最大的殖民国家。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西班牙帝国在17世纪上半叶的全盛时期，“除了本土伊比利亚半岛外，在欧洲还拥有尼德兰一部，意大利南部；拥有南美洲的绝大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洲一部；‘撒哈拉以南非洲’沿海地区，主要有几内亚、安哥拉、桑给巴尔、莫桑比克、索科特拉；亚洲的阿拉伯半岛东北地区海岸，印度西南海岸，斯里兰卡，印尼苏拉威西岛大部，菲律宾。由于西班牙殖民大帝国的版图已越出了旧大陆，遍布于全世界，成了大英帝国”，帝国的总面积达到“2650万平方公里”。

政治

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公主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王子斐迪南结婚后，分别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和阿拉贡王国国王，两国正式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夫妇二人被称为“天主教双王”。查理五世先后拥有的头衔包括：罗马人民的国王、意大利国王、全西班牙人国王、西西里国王、那不勒斯王国国王、撒丁王国与科西嘉国王、耶路撒冷国王等。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政治组织是集权、专制的，它本身对国内的统治也是如此。美洲被征服后，卡斯蒂利亚议会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的权利和义务豁免都失去了昔日的生命力。在哈布斯堡王朝最早的两个国王执政时，天主教君主的权力达到了历史巅峰，中央集权过程也由此正式开始。在卡斯蒂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由皇家委员会掌管的繁冗的行政官僚体制，他们由国王任命，并直接为国王负责。

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阿拉贡二世顽固地抵制王室对它的司法权的侵蚀，这使得它直到18世纪还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然而，甚至在卡斯蒂利亚，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也给大贵族们原封不动地留下了对农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在阿拉贡，封建土地关系更为根深蒂固，傲慢的贵族们声称在其领地拥有广泛的司法权力，包括掌握对农奴的生杀大权，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最后几十年。权力在王室官员手中的正式集中与地方大地主实际执行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了对比，这也是对独立的西班牙美洲政治体制特征的概括。

经济

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西班牙帝国打造了大批殖民城市，其中分属欧洲、美洲、亚洲的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三座城市，在空间形态上集中体现了西班牙帝国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层面，西班牙帝国依托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将三座城市联结起来，推动了商品与货币的全球流通，也由此改变了三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城市建设层面，三座城市呈现出诸多共性，均采用棋盘格式的城市布局，强化了城市防御功能，具备港口城市的鲜明特征，同时居民构成与族群分布也呈现多元化特点；文化层面，西班牙帝国以城市为载体确立文化霸权，通过整合城市空间、举办仪式活动等方式，强化了对殖民地的管控。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帝国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其影响极为深远，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出具有西班牙典型特征的城市类型，而这些城市的地位更迭与空间变迁，恰恰映射出西班牙霸权文化与各地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欧洲的那不勒斯、美洲的利马与亚洲的马尼拉，看似并无关联，但对比三者的城市形态，便能清晰发现其中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也并非是各城市在自身历史环境中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开展全球殖民活动的产物。16至17世纪，西班牙帝国建立起横跨欧、美、亚三大洲的“大英帝国”，在其构建的帝国网络中，作为节点的殖民城市相继兴起。这些城市既是西班牙帝国向各地传播商品、思想与文化的媒介，其自身也在帝国的主导下被改造，成为西班牙帝国掌控殖民地的具象体现。这三座由西班牙帝国打造的殖民城市，城市形态不断趋同的同时，也折射出早期全球性帝国的统治特征。

以往学界对这三座城市的研究，多从经济史、社会史、政治文化史等角度展开个案研究与区域史研究，也有大量研究围绕白银展开，探讨全球经济间的关联，但针对三座城市的综合性比较研究却较为匮乏。意大利近代早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丰硕，但研究焦点多集中于意大利中北部，对受西班牙文化影响深远的那不勒斯关注不足，这座城市甚至难以被纳入意大利的国史叙事，更未曾被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美洲城市史研究中，关于墨西哥城与利马的研究较多，西班牙对美洲城市建设的影响也尤为受到研究者关注。东南亚的城市史研究近年来日渐兴起，但研究视角多聚焦于殖民港口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开始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帝国不同区域间的关联，尤为注重探究世界各地间物种、疾病、思想的流动与传播。例如法国学者格吕津斯基对近代早期的中国与墨西哥展开比较研究，苏布拉曼亚姆则聚焦于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全球联系。以全球史这一新视角研究城市史，相较于以往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能带来更多新的启发。正因如此，本文试图从帝国史与全球史的双重视角，探究西班牙帝国治下各大洲殖民城市的异同与发展规律。

经济网络与殖民城市

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推动西班牙帝国率先开启了早期全球化进程。在葡萄牙与西班牙的主导下，欧洲与美洲、亚洲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形成了经济与文化交流网络。这一网络所触及的地区，均发生了深刻变革，而城市作为变革的集中体现，成为早期全球化的重要成果。

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最先影响到美洲地区。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使美洲的城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珍宝船队的组建与美洲白银的发现，让美洲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重要倚重之地，利马便是西班牙打造并深度影响的典型殖民城市。西班牙人到来前，美洲的城市由本土美洲原住民兴建，如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等，且已形成本土的区域空间结构。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后，建立起墨西哥城与利马两大中心城市，分别成为新西班牙与秘鲁两大总督区的核心，其中利马更是成为联结亚洲与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

利马由皮萨罗（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冈萨雷斯，1471-1541年）主持兴建。他于1513年征服巴拿马，1519至1523年供职于巴拿马城长官麾下，此后率领少量兵力南下，征服了印加帝国。自1535年起，利马成为秘鲁总督的驻地，掌控着玻利维亚、智利北部、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等地区。利马的重要性，源于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资源方面，利马内陆腹地的波托西银矿被开发，大量白银从这里运往西班牙，利马也成为继墨西哥城后，对西班牙而言最重要的美洲城市；区位方面，利马与墨西哥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兼具两大洋贸易功能的中心，大量白银、贵重物品，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丝绸，均经此地运往西班牙宗主国。可以说，资源与区位两大要素，是利马迅速崛起的关键。

在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前，利马仅与墨西哥城存在往来，且在贸易体系中从属于墨西哥城。16世纪中叶，两大西属殖民地间的商路上，特旺特佩克、瓦图尔科等港口相继兴起，从墨西哥城可经陆路抵达这些港口，再由此前往利马。厄瓜多尔与秘鲁西部的曼塔、瓜达基尔海湾的特鲁希略等，共同构成秘鲁西海岸的港口群，供来自墨西哥城的船只停靠。利马西侧的卡亚俄港成为商路南端终点，货物在此卸载后运往利马，再等候顺风返回北部。这种沿海岸线的贸易模式，成为利马与墨西哥城之间的主要贸易形式。利马后来能与墨西哥城比肩，与太平洋贸易的兴起密不可分。16世纪60年代，波托西银矿的发现，让利马得以获取更多中国商品，大量奢侈品以及铁、铜等物资，都能以远低于西班牙和墨西哥城的价格购入。因此从16世纪70年代起，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会继续南下至利马，将大批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奢侈品运往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与利马之间的贸易规模也随之大幅扩大。卡亚俄港与阿卡普尔科港一同发展为重要的枢纽港，大量亚洲商品涌入两地：卡亚俄港的商品被运往利马，或经巴拿马城运回西班牙宗主国；阿卡普尔科港的商品部分销往墨西哥城，部分经韦拉克鲁斯运回西班牙。至此，利马凭借白银资源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在新兴的两洋贸易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为实现对利马的有效掌控，西班牙帝国将这座原本属于印加帝国的边疆城市，改造为殖民地首府。印加帝国在帕查库提・尤潘基统治时期（1438—1471年在位），发展成为号称“四方之国”的庞大帝国，疆域北起今厄瓜多尔，南至今智利，涵盖秘鲁、玻利维亚与阿根廷部分地区，首都库斯科与行宫马丘比丘得到快速发展。到其孙瓦伊纳・卡帕克统治时期（1493—1527年在位），印加帝国达到鼎盛，他不仅大力建设库斯科，还在今厄瓜多尔境内兴建新都基多。皮萨罗最初计划以库斯科为首都，借助印加帝国的政治遗产进行统治，后转而选定利马。利马能够取代库斯科，不仅因为这里汇聚了大量西班牙贵族与国家机构，是总督驻地，更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成为帝国财富集结地的定位。可以说，正是太平洋贸易的发展，推动利马成为秘鲁殖民地的首都。利马的崛起，是一个打破库斯科中心地位并逐步取而代之的漫长过程：利马是在海边新建的城市，与印加帝国无任何历史渊源；而库斯科地处南部山区谷地，长期作为印加帝国的统治中心，拥有大量石制建筑、道路等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有诸多象征印加帝国权力的建筑与景观。库斯科曾被比作卡斯提尔王国的旧都布尔戈斯，利马则被视作新都马德里。利马从一座无名小城发展为殖民中心，历经了长期建设，这既需要西班牙王室的政治认可，也需要树立一系列文化象征，而这些都融入了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利马的城市发展，不仅以成为商业重镇为目标，更旨在进一步扩大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影响力。

得益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亚洲也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网络，马尼拉的建立便是重要标志。美洲与亚洲经由太平洋实现联结，最早可追溯至斐迪南·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以及1521年其船队抵达菲律宾。但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殖民据点，亚洲才正式融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贸易网络。在此期间，西班牙人一直觊觎亚洲的香料群岛。1556年腓力二世继位后，随着香料价格持续上涨，他决定向东南亚扩张，为此还与法国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菲利普二世任命新西班牙总督组织船队前往马鲁古群岛，黎牙实比受墨西哥城当局委托，担任此次航行的领导者。他于1564年底起航，次年抵达宿雾，成为这片新占领土地的统治者。鉴于吕宋岛北部与中国、日本、马六甲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黎牙实比市决定北上，占领这一兼具历史积淀与商业潜力的中心区域。1571年5月19日，黎牙实比率军占领并进入马尼拉，出任当地行政长官，马尼拉自此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管辖。他在马尼拉设立市政府进行管理，直至次年去世时，吕宋岛大部分地区已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1595年，马尼拉成为整个菲律宾的首府。

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多次试图占领更多东亚地区与国家，均未成功，但在此过程中，促成了菲律宾与美洲、西班牙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成为其重要成就。在这一贸易体系中，马尼拉成为前沿据点。马尼拉大帆船的出现，让马尼拉成为联结东亚与东南亚诸多城市的中心，甚至包括葡属澳门、长崎市等，由此形成了以马尼拉为核心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国南部商人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在菲律宾群岛间开展贸易，从当地购入金属、蜡等商品，向当地出口瓷器、丝绸、棉布等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所需的物资。西班牙人的到来，为中国商人拓宽了出口渠道，他们大量收购中国商品，运往美洲与欧洲。中国丝织品的出口规模随之大幅提升，尤其是17世纪中叶后，日本白银产量下降，美洲白银成为替代，填补了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经由马尼拉运往西属美洲与欧洲的丝织品，数量始终保持高位，形成了白银与丝绸的对等贸易格局，马尼拉也成为中国以丝换银的重要枢纽港。与此同时，西属美洲对东亚纺织品的需求极为旺盛，当地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族裔，均穿着吕宋或印度产的棉布，以及中国产的丝绸，这些纺织品的质量远优于本地和西班牙生产的布料，新西班牙与秘鲁地区皆是如此。东亚纺织品凭借质量与价格的双重优势，成功占据西属美洲市场，而马尼拉作为贸易港口城市，成为西班牙帝国在亚洲的重要据点，以及欧、美、亚三大洲交流的核心节点。

在美洲与亚洲的殖民地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版图后，欧洲地区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迅速崛起，成为美洲白银与亚洲商品运往欧洲的终点站，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同样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那不勒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中世纪，先后成为法国、德国、西班牙的争夺对象。11世纪起，那不勒斯由诺曼王朝统治，后归霍亨斯陶芬王朝；1266年起，成为法国安茹公爵的领地，同时也是西西里王国的首府，期间建造了具有法国风格的安茹城堡与大教堂。1282年西西里晚祷起义后，以那不勒斯为核心的亚平宁半岛南部仍归安茹公爵管辖，西西里岛则落入阿拉贡王国王室手中。此后，那不勒斯的地位逐步提升，吸引了比萨、热那亚的商人，托斯卡纳的银行家，以及薄伽丘、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乔托·邦多纳等著名艺术家前来。1442年，安茹公爵勒内被迫将那不勒斯交给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均归西班牙阿拉贡王室统治。依托与西班牙的紧密联系，那不勒斯的商业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成为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中心。1501年，那不勒斯曾短暂受法国统治，后重新回归西班牙，1516年起正式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王室向此地派遣总督进行管理。这种统治持续了两个世纪，那不勒斯也被深度卷入西班牙帝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

美洲白银的开发与全球流动，使欧洲的纺织品市场受到亚洲产品的强烈冲击。从菲律宾运往塞维利亚的纺织品，直接参与欧洲市场的竞争，因此塞维利亚的商人普遍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持抵制态度。据舒尔茨的研究，马尼拉大帆船运输的中国丝绸，对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市形成了竞争，这些城市原本也与美洲总督区开展贸易，而中国丝绸的涌入，也对西班牙本土的丝织业构成了威胁。那不勒斯从中世纪晚期起，便以发达的呢绒业与丝织业著称，当地广袤的草地适宜养羊，织布工艺精湛，羊毛与棉布、丝绸的混纺织品供应国内外市场；那不勒斯的丝织品加工业同样十分发达，主广场周边是丝织品加工的核心区域。除满足国内消费外，那不勒斯的呢绒布料大量出口至西班牙、波兰及中欧等地，丝织品则远销美洲。但到17世纪，那不勒斯的呢绒与丝织品不仅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本土市场还被外国纺织品抢占，尤其是丝织品，几乎被外国产品挤出市场。中国丝绸的价格十分低廉，仅为西班牙布料的九分之一，墨西哥布料的价格则介于二者之间，足见亚洲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那不勒斯纺织行业在国际竞争中落败，还有诸多其他因素，但16世纪末至17世纪，恰逢亚洲织物大举涌入美洲与欧洲市场，在这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那不勒斯的纺织业陷入了濒临消亡的困境。

由此可见，在大航海时代的经济交流中，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三座城市形成了休戚与共、相互关联的紧密关系。1565年阿卡普尔科与菲律宾通航，1571年马尼拉建城，成为真正意义上全球化贸易的开端，西班牙帝国的诸多城市也由此被串联成网。从宏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所在的区域，依托海洋实现了跨区域交流，进而迎来了全球同步发展，也为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从微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象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的全球性流动的特征。

殖民城市的变迁

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三座城市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其中那不勒斯与利马的发展起步较早，马尼拉则稍晚。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城市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的城市发展模式投射到殖民地，16世纪中期起，马德里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为西班牙帝国首都，同时开启了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这一改造经验也被应用于海外殖民地的城市建设，体现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深刻影响。同时，西班牙帝国在改造殖民地城市时，也注重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打造适配其发展的城市模式。

那不勒斯的发展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城市重心从陆上老城向海滨新城转移。尽管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已在海边建造安茹城堡，但从15世纪中叶起，在阿拉贡王国的统治下，那不勒斯的发展范围始终局限于陆地。15世纪80年代，阿拉贡王国的城市建设以城东为核心，围绕东南的卡尔米内城门与东边的卡普阿城门展开，其中卡普阿城门作为进入那不勒斯的陆上门户，具有重要的政治与象征意义。阿拉贡的阿方索统治时期，计划将卡普阿城堡周边打造为统治中心，这也是阿拉贡王国为区别于以老城为中心的安茹王朝所采取的举措。1516年哈布斯堡王朝接管那不勒斯王国后，派遣总督进行统治，总督佩德罗・托莱多（1532—1552年在位）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他下令让周边的领主与大量农民迁入城内，使那不勒斯的人口大幅增长，迅速成为仅次于巴黎的欧洲第二大都市。佩德罗・托莱多将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老城西南方向，不仅扩建了旧城墙，还沿海岸线修建了新城墙，并在城墙上建造堡垒，其中以西边的圣埃莫堡与东南角的卡尔米内城堡最为重要。这片新城区被称为“西班牙区”，规划了棋盘格状的街道，建造了临街多层建筑，这在当时的欧洲十分罕见。西班牙区的主干道为托莱多路，由总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任命意大利建筑规划师费尔迪南多・芒里奥主持修建这条大道，大道从南向北，将总督府所在的新城与老城西城门连接起来。作为西班牙帝国权力象征的总督府建于1540年，临海岸而建。从卡普阿城堡到总督府的空间变迁，体现了那不勒斯统治中心的转移。总督府与新码头由方塔纳设计，在总督弗朗基・卡斯特罗（1601—1603年在位）及其子佩德罗・费尔南德兹（1610—1616年在位）统治时期建成，最终完成了佩德罗・托莱多开启的城市建设工程。这座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城市，被改造为具有浓厚西班牙风格的城市，西班牙帝国的印记深深镌刻在那不勒斯的城市空间之中。

利马的城市发展与那不勒斯基本同步，同样始于16世纪上半叶。自1502年兴建圣多明各起，整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建造了两百多座新城，这些殖民城市的结构布局高度相似。利马由皮萨罗于1535年初主持兴建，位于里马克河南岸，采用规整的棋盘格状规划，城市被垂直交错的道路划分为若干街区。城市最北部的主广场周边，集中了核心建筑：北侧是总督府，为皮萨罗担任总督时的府邸；东侧是大教堂与大主教府；西侧是市政厅。利马的城市建设，以主广场的大教堂为坐标展开，向外逐步划分城市空间，最终形成网格状的街区布局。利马全城共有117个街区，每个街区边长125米，还可进一步划分为4个大小均等的区块，街道宽度从规划之初便设定为约11米。皮萨罗将这些均匀划分的区块分配给其支持者，1538年，市政委员会还颁布法令，要求所有业主必须在划定区块内建房，不得侵占公共街道，否则将收回土地。建筑外立面也有统一要求，均需使用进口石块、硬木、黏土及昂贵的砖块建造房屋与城墙。

主广场是利马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每边长134米。尽管西班牙帝国在1573年颁布的美洲城市建设法令中规定，主广场需按3∶2的比例建成矩形，但实际上多数美洲城市的主广场均为正方形。这是因为1573年法令颁布前，墨西哥城、基多、波哥大等众多美洲城市的基本形态已定型，因此该法令只是对美洲城市化现实的总结与归纳。主广场是利马的城市中心，各类仪式活动常在此举办，仪式期间广场会被清理、美化；同时这里也是城市的集市与民众会面的场所，因商贩聚集而秩序混乱，成为市政府一直想要整顿的区域。主广场两侧建有拱廊，是公证人、律师的办公场所，还分布着各类商铺。到17世纪，广场附近的梅卡德雷斯街成为奢侈品商店的聚集地，有超过40家店铺售卖从西班牙、墨西哥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及其他商品。由此可见，利马这座城市既见证着全球商品的流动，也充分体现出西班牙帝国的统治特征。

马尼拉是三座城市中发展起步最晚的，比那不勒斯和利马晚了约半个世纪。西班牙人到来前，马尼拉的居民为他加禄人，意为“居住在河边的人”，他们以亲属关系为纽带，聚居在名为巴朗盖的小型自治社区中。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后，在此兴建了新的殖民城市，城内分为内城与城外两部分：内城为西班牙人聚居区，以城墙与城外隔开，城墙沿线建造了堡垒与防御工事，水陆城门齐备，陆城门建有塔楼，夜间实行关闭制度。

在黎牙实比的规划与建设下，这座西临马尼拉湾、北临帕西格河的城市，同样设有主广场，城市布局也采用网格状。主广场周边汇聚了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包括最高法院、税务机构、总督府（1863年被毁）、市政厅、皇家财库、军械库与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城市西北部还有一座小型军事要塞，原为当地穆斯林所建，后被西班牙人夺取，16世纪末其木质结构被改建为石制建筑。总督府仿照西班牙殖民城市的建筑风格建造，两个庭院均设有凉廊，这里不仅是总督及其家人的居所，还居住着部分官员，以及负责总督安全的火绳枪手。马尼拉城内最初有大量木制房屋，1583年大火后，全部改建为石制建筑。据编年史家巴托罗缪・莱托纳1662年的记载，马尼拉的街道美观、宽敞且对称，与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相仿；主广场宽大规整，东侧为大教堂，南侧是总督府，北侧是市政厅与监狱等建筑。尽管1645至1568年的大地震对马尼拉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城市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

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其分布于全球的殖民城市形成了诸多共同特征。

其一，城市形态高度相似，均采用网格状布局，设有主广场，广场周边集中建造教堂与行政官邸，同时有主干道贯穿全城，形成规整的道路网络。这种城市布局在西班牙帝国的所有殖民城市中均有应用，从当时留存的城市地图与影像资料中便可清晰看出。而不同地区的广场，又存在一定差异：欧洲与美洲的广场差异显著，欧洲城市的中心广场，经济职能并未像美洲那样高度集中，而是分散在多个广场，甚至沿道路两侧分布；欧洲广场呈封闭状，美洲广场则为开放状，且欧洲广场的规模远小于美洲广场。东南亚的城市则大多没有大型广场，通常以宫殿、城堡、清真寺、佛寺或集市作为城市中心。这也是马尼拉内城与城外华人区、日本人区差异显著的原因——由西班牙外来者规划的内城，从建设之初便设计了规整的城市布局与大型广场。

这种城市形态的形成，与13世纪以来欧洲的新城建设实践密切相关。当时法国西南部、德国东部、西班牙等地都兴建了大量新城，14世纪时，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方济各会士艾克希米尼克结合阿拉贡王国的新城建设实践，完成了理论总结，他在《基督教十二书》中提出了基督教理想城市的构想：城市呈矩形，两条轴线在中心广场垂直相交，广场周边建有凉廊。这一城市模式对美洲殖民城市的建设影响深远。到15世纪，意大利率先打造了一批新式城市，如皮恩扎、乌尔比诺、费拉拉等，这些城市尤为注重几何规整的广场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这些欧洲城市建设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班牙帝国，使其在本土与殖民地均打造出具有新式特征的城市空间。这种几何状的理想城市布局，带有鲜明的权力象征色彩，恰好契合西班牙帝国的统治需求。但从空间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城市风格的影响并非单向的从欧洲传向美洲与亚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直至16世纪下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经胡安・埃拉拉、莫拉叔侄等城市规划家的推动，马德里的城市空间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步形成以矩形主广场为中心、中轴线道路贯穿城市东西的布局。这种新式城市风格，与西班牙本土的中世纪城市传统截然不同，例如西班牙故都巴利亚多利德，便没有宽敞的中心广场与笔直的中轴线街道，道路蜿蜒曲折，缺乏开阔的公共空间，体现出中世纪西班牙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马德里的城市建设，为西班牙的城市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对后世欧洲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此时美洲的殖民城市均已建成，马德里的改造与马尼拉的建设基本同步，这一时间差也体现出这种城市风格的源头具有多样性。

其二，城市防御设施均得到强化，新式堡垒成为城市的重要标志性景观。出于对奥斯曼帝国与北方法国的防范，那不勒斯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重点强化了防御功能，城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修缮与加固。佩德罗・托莱多统治时期，那不勒斯的城市防御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整体，他结合城墙与海岸的地理优势，加固了圣埃莫堡、蛋堡、新堡、卡尔米内堡等防御要塞，其中圣埃莫堡与新堡合围形成了驻军区域，即前文所说的“西班牙区”。马尼拉方面，16世纪末，行政长官达斯玛里纳仿照美洲哈瓦那与卡塔赫纳的模式，在马尼拉周边建造城墙与堡垒，城墙上还架设了青铜炮。这一时期，葡萄牙人频繁袭击西班牙的殖民据点，荷兰人又占据了台湾，与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形成敌对关系，因此马尼拉的城墙与堡垒建设被大幅推进；马尼拉湾入口处的港口城市卡维特还兴建了菲利普堡，成为保卫马尼拉城的第一道防线。利马的城墙建设起步较晚，直至17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但对卡亚俄港口的城墙与防御设施建设十分重视。这一时期，西班牙帝国的各片领地均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为保障商业利益与政治统治，西班牙帝国在建设城市时，均将其作为军事堡垒来打造，强化城市的军事属性，这也成为西班牙殖民城市的重要特征。

星形堡垒的推广，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新式建筑类型在殖民城市的应用。建造城墙在西班牙帝国境内成为普遍现象，例如16世纪40年代，皇帝查理五世下令为皇家安特卫普足球俱乐部修建城墙，为迎接1549年查理五世的到访，凯撒利亚城门还被改造成了凯旋门。到16世纪，欧洲出现了新型的城市防御体系，与中世纪的城堡和城墙截然不同：新式城墙更低、更厚，部分为双层结构，部分在外侧增建星形堡垒，或在多处设置多边形棱堡。这一防御体系的革新，与火器的出现密切相关，为抵御枪炮攻击，城墙防御从注重高度转向利用斜角与厚度的优势。1564至1566年，弗朗切斯科・帕乔托在都灵城墙的一角建造了星形堡垒，随后又在皇家安特卫普足球俱乐部建造了同款堡垒，这种堡垒很快在欧洲普及，那不勒斯的圣埃莫堡也在这一时期建成。新式城墙诞生后，很快被理论家总结并写入著作，而欧洲以外的利马与马尼拉，也在西班牙的引入下，建造了类似的防御设施，只是并未修建专门的星形堡垒，而是在城墙上普遍建造棱堡。

其三，城市空间均向海岸集聚，形成港口城市，这也体现出西班牙帝国作为海洋帝国的发展特质。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城市，如安特卫普、塞维利亚等，也呈现出这一特征；西班牙在中美洲与菲律宾诸岛兴建的城市，大多位于沿海地区；南美洲的利马，也是取代了内陆城市库斯科后发展起来的。16世纪，地理大发现推动大航海时代到来，众多城市开始向海洋发展，即便是长期处于内陆山区的佛罗伦萨，在升格为托斯卡纳大公国首府后，也在利沃诺兴建港口，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许多沿海城市更是经历了空间变迁，从沿河内陆向滨海区域拓展，并修建船坞。16世纪70年代，那不勒斯新堡与蛋堡之间的圣露琪亚港区完成扩建，工程师还在此修建了船坞，船坞设有12座拱门，扩建工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马尼拉以南16公里、同属马尼拉湾的甲米地省港，也修建了船坞，这里既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也是保卫马尼拉城的军港；利马西侧滨海的卡亚俄港，同样完成了相关建设，推动利马发展为典型的港口城市。

其四，全球化推动城市人口构成发生变化，人口来源日趋多元，形成了多族群聚居的模式。在西班牙人建造的内城周边，逐渐形成了移民聚居区，城市生态呈现出多元族群特征。前往美洲工作与生活的亚洲移民，均被称作“中国人”，其中墨西哥城的亚洲移民数量最多，利马次之。据1613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利马有114名亚洲移民，其中38名为中国人与菲律宾人，20名为日本人，56名为葡属印度人，还有少量马来族与柬埔寨人，而这只是登记在册的部分。利马的潘查卡米拉区有大量非洲移民，切尔卡多区在16世纪是高地美洲原住民的聚居区，马朗波区、阿齐区、巴拉提约区则居住着大量混血居民。马尼拉更是一座国际化城市，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尤以欧洲与亚洲各地的移民为主。据17世纪初的记载，在当时庆祝圣徒依纳爵·罗耀拉的节日上，有80个不同国家的人参与，尽管他们的语言、肤色、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但均为基督徒。这些外来者不仅来马尼拉经商、游历，还在此定居，其中华人与日本人分别形成了两大聚居区，彰显出这座城市多元共生的特征。

与利马和马尼拉不同，那不勒斯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内部，鲜有欧洲以外的移民，但这座城市在近代早期同样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其中工业人口的增加是重要原因。郊区与乡村的大量人口涌入城内，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纺织行业，约五分之四的那不勒斯工人以从事丝织业为生。纺织品的生产与印染工序也在那不勒斯市区逐步发展，阿普里亚的羊毛与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丝织品被运往此地进行加工。那不勒斯市政府扶持行会发展，纺织业采用商人主导、家庭作坊分包的生产模式，如今那不勒斯仍有“呢绒行会路”，这条道路周边的街区，正是当时纺织业的集中区域。16世纪上半叶，那不勒斯城内有70至100名呢绒业工人，4000至10000名丝织业工人；整个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丝织业发展迅猛，到1582年，登记在册的丝织业工人已达2万名。这些来自近郊的劳工，让那不勒斯的城市人口构成变得极为多元。

综上，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三座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在布局与结构上呈现出趋同特征，这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城市的空间塑造。西班牙将欧洲的城市化经验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防御性城市、港口城市与多元文化城市的同步诞生，而这也是西班牙帝国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产物。

帝国霸权的运行

西班牙帝国在开展全球殖民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力图实现对殖民地的政治与文化控制。这种控制既通过规划与建造同质化的城市空间来实现，也依托打造帝国“软实力”达成，而规训城市居民、举办仪式活动等，都是西班牙帝国管控殖民地城市、确立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让殖民城市的本地人摒弃本土传统、接受西班牙的宗主国文化，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核心诉求，因此，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殖民城市、规训当地民众，才能实现长期统治，逐步将殖民地变为西班牙帝国的固有领土。这也是无论欧洲、美洲还是亚洲的殖民城市，西班牙人都会划定独立的“西班牙区”作为殖民者聚居地的原因，同时西班牙人还通过城市建设、空间隔离等手段，凸显西班牙文化的优越性。

那不勒斯虽是欧洲城市，城市结构与欧洲其他城市并无显著差异，但西班牙区的打造，使其形成了有别于本土城市文脉的空间，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质，是西班牙人强加给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不仅与老城相隔离，区内的托莱多路笔直绵长，与多条道路垂直相交，划分出大小均等的街区；同时，北部的圣埃莫堡承担着戍守功能，为有效控制这一新城区，总督托莱多主持修建了圣埃莫堡，它与卡尔米内堡相互配合，居高临下掌控着那不勒斯的全部港湾与整座城市。西班牙区南部的滨海地带，建有规模宏大的总督府，总督府所在的花园一侧与新堡相连，另外三边沿今圣卡洛路、普雷比席特广场与玛丽娜路延伸，形成开阔的空间，矩形的总督府坐落于花园西北角，还建有两座兼具防御功能的塔楼。总督府与圣埃莫堡共同构成西班牙区的屏障，也是西班牙人向那不勒斯本地人展示权力的空间载体。西班牙区以外的城市建设，也围绕着强化统治这一目标展开，在总督古兹曼・皮曼泰尔的支持下，建筑师方塔纳对那不勒斯杂乱的城市结构进行了重新规整，他开辟的新道路将总督府、港口与蛋堡旁的船坞连接起来，实则为军队快速进驻西班牙区提供了便利，保障了西班牙人对城市的控制。此外，西班牙还将卫生观念引入那不勒斯，重点整治供水系统，在公共空间建造大量喷泉，重新启用古代高架水渠，派遣专家改造原有水网，并修建医院。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彰显西班牙帝国的优越性，为意大利南部地区树立示范，进而巩固其统治。

在利马与马尼拉，西班牙人也打造了类似那不勒斯西班牙区的专属聚居区，供西班牙人居住，实现与本地人的空间隔离。在利马，西班牙人设立了专门供本地人集中居住的“集中传教区”，1571年在城东建成的塞尔卡多，是首个此类区域。西班牙人强制要求经常前往利马的周边美洲原住民迁居于此，由耶稣会负责管理并推动其基督教化，这些区域内部，还会根据居民的出生地或所属族群进一步隔离居住。同时，西班牙人还着力打造自身聚居区的神圣性，利马的主广场是西班牙人展示权力的核心场所，集中体现了国家与教会的双重权威。广场上矗立着名为皮科塔的木石建筑，象征着正义与司法，与教堂一同成为西班牙权力的标志，代表着秩序与公正。事实上，印加帝国时期，便有在广场中心竖立名为乌斯努的石头、象征正义的传统，西班牙帝国统治后，沿用了这一形式。利马的建城过程中，教会权威与居民共同祈福，先确定皮科塔在主广场的中心位置，再确定教堂的位置并竖立小十字架，最后确定市政厅的位置并核定市政会的人数。这一过程，是为了让城市空间被赋予神圣性，同时确立主广场与教堂作为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与对抗异教徒中的核心功能。空间隔离与广场神圣化，都是西班牙帝国为便于统治与教化当地民众采取的重要举措。

在马尼拉，西班牙人的聚居区为内城，对于城外近万名本地居民，其居住区域也逐步被西班牙人改造。内城周边十公里范围内的本地人社区，均被规划建设了中心广场与高大的教堂，还分布着一些西班牙风格的富人住宅，以及散落各处的普通民居。前来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其居住区也被进行了空间隔离。16世纪80年代，随着西班牙通过马尼拉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数千名福建人来到马尼拉，被当地当局安置在城郊的巴里安区，紧邻内城，这一区域也成为官方划定的丝绸市场，仅限中国工商业者居住。马尼拉当局还对华人进行进一步划分，分为基督徒华人和非基督徒华人：比农多区成为首个基督徒华人聚居区，还有部分街区，仅限与菲律宾妇女通婚的基督徒华人及其后代居住。这种空间分化的方式，体现了西班牙人的统治策略。对于巴里安华人区，西班牙人极力限制其发展，尽管华人数量众多，却被强制聚居在有限区域内，且不能随意进出，还需缴纳高额赋税，这也是为了防止华人对人数较少的西班牙人构成威胁。西班牙人希望推动华人基督教化，但又不愿华人过度西班牙化，因此通过保持一定的空间隔离，强化其在马尼拉的统治秩序。对于日本人，马尼拉当局也划定了专属聚居区，即1585年建成的狄洛区，因日本人与华人均从事丝绸贸易，该区域与华人区相邻。但日本人与华人不同，他们对西班牙当局的管理更为抵触，经常发生冲突，狄洛区甚至曾被西班牙人摧毁。即便如此，到17世纪，西班牙人仍在马尼拉兴建了三处日本人聚居区，并借助方济各会推动日本居民的基督教化。

城市空间完成改造与规整后，西班牙殖民者会在这些空间中举办一系列仪式活动，通过展示权力的方式，实现对殖民地城市民众的教化。在欧洲，广场既是商业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场所，也是王室与教会举办仪式活动的舞台，广场等公共空间中的仪式活动，成为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彰显权威的重要途径。三座殖民城市中，那不勒斯最贴近欧洲传统，以广场作为仪式活动的核心场所；美洲与亚洲原本并无广场、市政厅的概念，西班牙人将其引入当地；利马则融合了欧洲广场的要素与当地作为仪式场所的大型广场特征；马尼拉因缺乏公共空间，西班牙统治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管控方式。

在那不勒斯，每逢西班牙国王及王室成员出生、举办婚礼或举行葬礼，总督都会在那不勒斯举办各类仪式活动，包括携矛比武、斗牛犬、骑马互掷空心泥球等。这些对抗性的武力竞技活动，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与摩尔人的长期对抗，带有鲜明的西班牙特色。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西班牙时期，这些仪式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尤以西班牙的统治区域为甚，与法国注重宫廷典雅礼节的仪式形成鲜明对比。哈布斯堡的政治目标有：

1、获取美洲（金、银、蔗糖）和亚洲的产物（瓷器、香料、丝绸）。

2、削弱法国的势力，并阻止其东进。

3、维持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霸权，以助天主教抵抗宗教改革。

4、抵抗穆斯林对欧洲的威胁，尤其针对奥斯曼帝国。

西班牙的马术、斗牛犬等活动也传入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对西班牙式仪式的接受程度，便能看出其与西班牙宗主国的依附关系。在重要节日与庆典中，那不勒斯总督都会举办这类竞技仪式，彰显西班牙的文化霸权，而这些外来的仪式形式，也受到了那不勒斯贵族的积极接纳。16世纪末的文献记载中，那不勒斯贵族被描绘为自由、豪放、尚武的群体，西班牙的马术和尚武传统在那不勒斯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当地贵族的审美与生活习惯，尤其是骑士精神。卡拉法、卡拉乔洛、皮格纳泰利、桑格罗、托马切洛等那不勒斯名门望族，均积极参与这类比武活动，即便不亲自参赛，也会作为观众在总督身旁欢呼助威。与法国仅面向特定贵族群体、在室内举办的仪式不同，西班牙的仪式均在露天举办，城市成为仪式展示的重要舞台，且面向全体民众。据当时的节庆手册记载，民众参与仪式的热情极高，积极参与斗牛犬活动，甚至亲自激怒、击杀牤牛，而击杀公牛的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能获得公牛的尸体作为奖励。通过这种集体狂欢式的仪式活动，那不勒斯总督帮助西班牙帝国巩固了对当地的统治，与当地贵族和民众共同完成了仪式表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不勒斯对西班牙统治的支持与依附。

在利马，自1542年秘鲁总督区设立起，总督的进城仪式便成为西班牙帝国彰显权力的重要形式，而利马也希望借助这一仪式，取代库斯科的地位，确立其在秘鲁的核心地位。利马的总督进城仪式与墨西哥城不同：墨西哥城的总督从维拉克鲁斯登陆，经陆路前往城内，仪式展现的是西班牙的征服顺序；利马的总督则从卡亚俄港登陆，直接进入城内，以节省陆路行程的大量耗费。利马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西班牙统治秘鲁的重要据点，逐步超越内陆的库斯科成为秘鲁的核心城市，而进城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44年，第一任秘鲁总督赴利马上任时，在进城处修建了凯旋门；1551年、1556年，第二、三任总督进城时，也均修建了凯旋门。这种源自欧洲的仪式，被西班牙人引入殖民地城市，成为彰显殖民权力的手段。利马总督进城仪式的举办地，位于梅卡德雷斯街的凯旋门，这里地处利马的蒙瑟拉区，是从卡亚俄港进入利马城的门户，总督穿过这一凯旋门，既象征着进入利马城，也代表着掌控这座城市。仪式过程中，总督上任前需在卡亚俄港停留并举办庆祝活动，随后穿过凯旋门，前往城市中心的主广场。凯旋理由利马商人赞助修建，表面镶嵌银条，彰显利马的富庶与尊贵；总督需在凯旋门前宣誓，象征着他代表西班牙国王接管这座城市。在彰显殖民权力的同时，西班牙人也注重对当地民众的教化：特伦托会议后，罗马教廷加强了对海外地区的基督教化推广，西班牙人成为这一举措的核心推行者，而基督教化也成为西班牙巩固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利马，城内外兴建了众多教区，教区教堂旁还修建了医院，这些设施不仅为本地人提供医疗与教育服务，更承担着改变其生活方式、推动其基督教化的使命，同时也是西班牙人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利马的医院主要由教会掌控。

西班牙人也采用类似的方式，管控马尼拉多元文化与族裔背景的居民。那不勒斯作为欧洲城市，与西班牙有着文化共通性，便于西班牙统治；而菲律宾与欧洲传统截然不同，这里有亚洲本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各有聚居区，本地居民又分为多个族群，以巴朗盖为基本组织单位相互竞争。马尼拉作为多元文化碰撞的亚洲枢纽，对西班牙外来征服者而言，统治难度极大。此外，在亚洲，欧洲殖民者的聚居区通常局限在有城墙的内城中，与本地人相隔离，这种居住模式也限制了欧洲人对本地人的整体同化。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王国穆斯林，对西班牙殖民者充满敌视与排斥，他们通过争取本地民众的支持，与西班牙殖民者形成竞争，这也进一步增加了西班牙的统治难度。由于无法借助公共空间实现对民众的规训，西班牙人只能依靠教会，通过城市分区的方式，推动当地的基督教化。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在欧洲各地活动，尤其在城市中确立了重要地位，在罗马、布拉格、皇家安特卫普足球俱乐部等大城市的中世纪街区，兴建了宏伟宽敞的新式教堂。同一时期，在其他大洲，罗马天主教为弥补在欧洲北部失去的教区，派遣主要修会前往殖民地城市开展活动，这些修会成为改造当地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1573年，在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的推动下，已有菲律宾本地人皈依基督教；1579年，菲利普二世在马尼拉设立首个主教区，尽管此前奥斯定会已进入当地，但仍任命多明我会会士多明各・萨拉扎尔担任第一任主教，该主教区隶属于墨西哥大主教区。此后，菲律宾各地又陆续设立了多个主教区，马尼拉升格为大主教区，并建有大教堂。在对本地人的传教过程中，修会成为政府统治的补充，与本地民众的交流更为密切，甚至深入村社兴建修道院，且获得西班牙王室政府的资助，许多本地村社也被改造为以教堂为中心的城镇。到16世纪80年代末，马尼拉城内有80名西班牙人，其中除大教堂与主教宫的数十名教士外，奥斯定会修道院有七八位硕士及众多预备神职人员，还拥有多处房产；方济各会修道院有4位修士及近20位其他神职人员；耶稣会有5位神职人员。这些修士均来自西班牙或那不勒斯，其核心目标是协助西班牙帝国实现对马尼拉的统治，这也体现出西班牙帝国内部人员的流动特征。

从三座城市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整合是统治者彰显权力、管控民众的重要方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西班牙的殖民城市建设都与教化当地民众紧密相关，通过改造城市空间，体现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建筑与仪式，都成为西班牙帝国权力的象征。当然，西班牙帝国也会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方式：那不勒斯历史上受多国影响较深，因此西班牙通过打造新区、输出西班牙文化的方式实现统治；美洲地区在历史上便注重对国王权威的服从，且仪式活动传统深厚，因此西班牙在利马借助权威符号与象征仪式，强化帝国统治；亚洲的马尼拉则因多元文化交织，西班牙通过加强空间隔离、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进行管控。这些举措，均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利用城市空间规训民众、强化统治的策略。

总结

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开创的跨洋贸易模式，推动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出一批具有西班牙鲜明特征的殖民城市类型。商品、资本、思想等要素在帝国框架内自由流动，改变了所有贸易网络触及的地区。一方面，各类城市被纳入西班牙帝国打造的海外贸易网络，成为商品与资本流通的重要驿站，白银与纺织品在美洲与亚洲之间流动，甚至对欧洲的城市经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城市进行全面改造，代表帝国权力的总督与行政长官，按照帝国中枢的意愿重塑城市空间，将帝国的统治意志强加于殖民地城市，使这些城市成为彰显西班牙“大英帝国”实力的舞台。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三座城市，均受到早期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其在近代早期的地位更迭与空间变迁，既是西班牙帝国主导的结果，也是西班牙帝国与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

深入探究西班牙帝国的城市空间策略可以发现，帝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扮演着文化与经验传播媒介的角色。在帝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欧洲的城市化经验被传播到各个殖民地，应用于殖民地城市的建设与改造，棋盘格状的城市布局、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便从欧洲传播到了与西方城市传统迥异的美洲与亚洲，推动16世纪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城市化浪潮。同时，西班牙帝国重塑殖民地城市空间，核心目标是推动被统治地区的西班牙化，尤其通过空间隔离、举办仪式等方式，巩固殖民统治秩序，而这一策略，在欧洲、美洲与亚洲的殖民城市中均得以有效推行。殖民者通过建构城市空间规训被统治者，强化帝国的控制与民众的帝国认同，进而为攫取经济利益、推动经济全球化奠定基础，这也是近代早期全球化进程与帝国时代的普遍现象。

在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在亨利・列菲弗尔、大卫·哈维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史研究愈发注重空间视角，重点探究城市景观形成与城市改造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空间的生产机制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成为主流的当下，城市史研究也逐步转向全球流动与交往领域，全球化空间成为研究热点。因此，研究城市史需引入全球联系与互动的视角：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城市建设，蕴含着秩序构建与权力掌控的深层考量，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也通过城市空间的塑造得以确立。城市空间的变迁，本质上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力与控制，当欧洲的城市模式向全球扩张时，这种通过空间建构强化统治的方式，也被应用于广阔的殖民地，推动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步趋同。同时，西班牙帝国也会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征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全球殖民城市的空间特征中。这种微观与宏观并重的空间研究方法，能够为考察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帝国史，以及现代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根源，提供重要的支撑与参考。

崛起因素

西班牙帝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凭借其海上霸权进行对外殖民化的过程。西班牙全球帝国的崛起，最重要的是三个因素：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强大海军；发达的航海技术，特别是拥有一批掌握先进航海技术的探险家；现代化的帝国管理体制，特别是海外殖民管理体系。

西班牙的陆军和步兵经过改组后在欧洲列强中，无论在军事规模上还是战斗技术上都已位居前列。然而，西班牙军事方面的真正强大和独特优势并非在陆军，而在其海军，尤其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无敌舰队”由菲利普二世建立，舰队最多时拥有130艘战船，其中包括配备主战火炮和速射火炮的标准战船盖伦帆船（galleon）20艘，人员总计3万多人，其中包括陆军约1.9万人，总吨位达到57868吨。“无敌舰队”实际上是海陆军的混合部队，海上战斗时以海军的火炮为主，登陆时则发挥西班牙的步兵优势，特别是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Tercio）优势，以抢登敌船的战术为主。以“无敌舰队”为代表的强大海军，在西班牙帝国的崛起过程中起到了三个方面的重大作用。首先是助其抗衡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等帝国的扩张，保证西班牙在海外有足够的扩张空间。其次是占领和征服由航海探险家发现的大片海外“新大陆”，其先进的军事武器使得西班牙人可以用极少的兵力，迅速征服数以百万计的美洲等地土著，并占据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再次是保护西班牙殖民贸易的船只不受海盗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掠夺，西班牙从海外运回的大量黄金白银和香料，都是在西班牙海军航船的武装保护下才得以实现的。

在近代的航海技术和海外探险方面，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出现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斐迪南·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这样的航海探险家。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以航海和探险为职业，最终移居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下，先后进行了4次远洋探险航行。其贡献即是于1492年发现了南美洲，从而开创了西班牙帝国海外殖民统治的新纪元。麦哲伦是葡萄牙的职业航海探险家，他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试图率领船队进行人类首次环球航行，但葡萄牙国王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而且还解散其远洋船队。于是，斐迪南·麦哲伦便离开了葡萄牙，来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向塞维利亚的要塞司令又一次提出环球航行的请求。要塞司令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和勇气，不仅答应他的请求并将他介绍给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国王查理五世决定支持麦哲伦的远洋探险，下令为麦哲伦组建了一支由5艘船组成的探险船队。麦哲伦于1519年率领船队，开始了其环球航行，终于在1521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横渡太平洋壮举。除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麦哲伦之外，西班牙还拥有其他许多航海探险家，也同样得到了西班牙王朝的支持，进行过无数次的海外探险航行。以哥伦布和麦哲伦为代表的探险家的远洋航行，提高了人类海上航行的技术水平，增强了人类战胜海洋大自然的信心，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作出了贡献。从其直接后果看，则是使得西班牙的远洋航行技术处于世界的最领先水平，为其海外殖民帝国的扩张奠定了航行技术基础。

西班牙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采用了不少新的制度，既有利于其源源不断地从殖民地获取财富，又有助于有效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公共秩序。首先是制定专门的法律，用来保护美洲原居民的基本权益。尽管帝国主义者对任何殖民地的征服和统治本质上都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夺，但以法律的形式对殖民地原居民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相比是非常先进的。西班牙人的这种做法后来也被普遍接受，并被认为为现代国际法体系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其次是改革完善殖民总督制度，对派驻殖民地的总督权力加以有效的限制。除了法律明确殖民总督只是西班牙国王的派出官员，只能代表国王行使权力外，西班牙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具有上诉法庭功能的“咨询委员会”（andiencia），对总督进行监督。最后，为了激励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让殖民地人民生产更多的财富，西班牙政府还创设了一种监护式赋税制（Encomienda System）。“目的是把美洲原住民作为生产力编入农业单位固定下来，由指定的监护人进行监督。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要保护正在皈依基督教和‘开化’的印第安人免遭剥削。实际上，它把印第安人束缚在土地上，向监护人（encomendero）提供劳动并交纳赋税，后者把地产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

人口

16世纪，西班牙人口出现显著增长，直至该世纪最后十年才发生重大变化。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全境人口呈现普遍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可归因于一系列特定时代因素，其中值得强调的有：持续向美洲大陆的移民潮；战争的影响——尤其重创了年轻男性群体；投身宗教生活的人口增多；1596至1602年的黑死病，造成50万人丧生；摩尔人的驱逐运动。

1530至1590年，卡斯蒂利亚地区人口约增长71%，各区域增长差异显著：加利西亚78%、旧卡斯蒂利亚20%，新卡斯蒂利亚78%、安达卢西亚68%（塞维利亚市达136%）。阿拉贡王冠领地的人口增长则相对平缓，总人口约100余万，1550年后人口开始增长；巴伦西亚王国迎来显著复苏，而加泰罗尼亚在该世纪末则因法国移民的涌入实现人口增长。

这一人口变化并非均匀影响所有地区，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半岛边缘地区的人口优势逐渐凸显，而内陆地区则陷入人口流失的困境。

卡斯蒂利亚地区聚居着西班牙67%的人口，其中仅有80%的人口居住在10座人口超5000的城镇。16世纪后半叶，受多种因素影响，西班牙人口分布出现变化：向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移民潮——受安达卢西亚垄断美洲贸易的吸引。

参考资料：

文化

西班牙帝国在殖民化过程中，广泛运用了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手段。宗教在西班牙的海外扩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达800年的圣战使得天主教成为西班牙的政治意识形态，而统一后的西班牙王朝的伊莎贝拉女王本人恰恰又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在与斐迪南结婚后被尊奉为天主教女王，在1492年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之日，欧洲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堂钟声齐鸣。这位天主教女王在统一西班牙王国后，对内开始驱逐半岛上不肯改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建立了著名的宗教裁判所；对外则派出大量的传教士，在广大的殖民地内进行基督教输出。

语言文化的输出，在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化过程中也有着重要作用。1492年，西班牙语言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弗里哈向伊莎贝拉女王进献了历史上首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他在书的前言部分指出，推广卡斯蒂利亚语对于巩固西班牙疆域的重要意义，“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无论是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是拉丁语，都随相应帝国的兴衰而上下起伏。女王显然采纳了这位语言学家的意见，开始在广大被征服的殖民地普遍采用体现西班牙宗教与语言文化的命名。结果是，西班牙语成为西班牙帝国扩张的一个象征，至今仍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语言之一。“西班牙语简称西语，按照第一语言使用者数量排名，为世界第二大语言，仅次于汉语，全球约有4.37亿人以西班牙语作为母语，占世界人口的4.84%，而西班牙本土只有4000多万人口，由此说明使用西班牙语的人大多在西班牙本土之外，从语言普及程度看，西班牙语无疑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